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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贾宇:关注民企反腐和检察公益诉讼立法
2020-05-25 07:43:43 来源:人民网 作者:罗依 【 】 浏览:1185次 评论:0


人民网北京5月23日电(丁亦鑫)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建议全国人大开展公益诉讼专门立法调研,适时将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同时,对民营企业反腐的问题,贾宇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问: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一些民营企业经营遇到了困难。浙江汇集了很多民营企业,在当前防控疫情的特殊形势之下,浙江省检察院有哪些举措助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

答:民营经济在浙江有“6789”之说,即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外贸出口、90%以上的就业岗位,民营经济强则浙江强。一直以来,浙江检察机关始终把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作为一道“必答题”,近两年先后出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9条”“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1条”等文件,在省工商联设立“服务民营经济工作站”,常态化开展服务民营经济主题日活动,通过多种方式不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在这次抗疫中,浙江省检察院认真落实中央、省委、高检院部署,围绕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企业复工复产“两手硬、两战赢”的目标要求,组织全省检察机关扎实开展相关工作。

特别是在抗疫中后期,我们重点关注和强化服务保障企业的相关工作。

一是加强司法理念和政策的指引。以贯彻年初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为契机,引导全省检察机关进一步树立服务民企就是服务大局、服务民生的意识。省院刑事检察、民事检察部门,各市检察院均出台一些“硬举措”。比如省检察院明确了民事检察工作中诉讼期限、合同解除等案件办理的要求、涉防控急需物资供应企业案件办理的“绿色通道”等相关内容;台州检察机关提出优先办理一批涉税案件;不少检察院建立点对点的需求对接机制。我们还先后发布全省检察机关助力复工复产十大典型案例、十大典型事例和2019年度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十大典型案例,发挥案例的指引作用。

二是依法及时有效办理涉企案件。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1-4月,我们对涉企案件共不批准逮捕151件319人,不起诉397件760人。对一些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案件,虚开数额不大、占应缴税额比例不高的,依法从宽处理,并对企业进行警示教育;对企业涉及抗疫物资供应等特殊情况的,依法先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对企业是否涉罪更是严格审查、准确定性。如兰溪市检察院办理的一个案件,一份变更强制措施建议挽救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的骨干员工姜某涉嫌销售库存的过期劳保口罩,2月初,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立案侦查,该企业主要采购渠道全靠姜某,如果他被羁押,将导致企业难以正常开工。该案批准逮捕后,检察机关立即又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综合考虑社会效果,向公安机关发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书,当日公安机关变更为取保候审,使企业得以正常运营并提升了产能。这个案件,人民日报予以了详细的报道,也给我们各级检察机关办理相关案件提供了借鉴。还有一个案例是关于严格把关使企业不入罪的。台州黄岩区某生产防疫物资的公司的采购负责人蔡某,在没有向公司汇报的情况下,私自开具与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计5万余元。该公司及蔡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移送黄岩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深入查证,认为该案虚开数额与公司较大的生产经营规模实不匹配,不合常理,经查实此案虚开行为系蔡某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意志,后依法对公司做出绝对不起诉的决定,也保障了该公司全力投入抗疫物资复工复产。

三是创新方法搭建检企桥梁。各地检察机关纷纷进驻企业跟进法律服务和保障,为企业复工复产提示法律风险点。温州市检察院制作的《企业复工复产关于涉疫常见刑法问题答疑,你get了吗》的动漫视频,被中央、省级媒体大量转发,新华社播发后点击量超过50万人次。杭州江干区检察院研发上线小程序“检企码”并推广至杭州全市企业使用,为企业提供复工标准在线自测、最新政策推送、检企视频连线等功能,其内置“杭检小智”为智能法律机器人,为企业提供自助法律咨询,并可一键介入12309检察服务热线。

问:近年来,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阿里、京东等民企也开始自查自纠,备受舆论关注。从保障民营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来看,您对此有何想法和建议?

答:近两年来,我们在与工商联、各级人大代表座谈交流时,一些民营企业家反映,企业内部人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侵害企业利益,给企业带来了很大困扰。为此,我们专门开展了调研,调研发现当前民营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侵吞企业资产、转移公司利润、侵犯商业秘密等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高发,特别是有的企业面临管理层塌方式涉案、核心技术泄露或公司利益严重受损等问题,严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包括我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从严打击,依法严惩。

但是,相较于国有企业,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贪腐问题存在立法薄弱滞后、追责力度不足、刑事量刑幅度公私失衡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等短板,导致民营企业对内部贪腐问题处理呈现“三难”特征:一是发现难。绝大部分贪腐问题涉及合同签订等多个环节,行为实施周期长,不容易被发现,特别是在推行职业经理人后民营企业自查发现难度加剧。二是处置难。据了解,即便有的企业发现内部贪腐问题,出于担心产生对外合作、融资经营环境等负面影响的顾虑或者依据自身力量难以查证,只能采取隐忍、开除等内部隐性处理方式,致使有的涉案企业高管又得以“东山再起”,对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产生了隐患。三是保护难。司法实践中,民营企业内部贪腐行为报案成案率低、挽损率低,执法司法活动对企业经营的消耗和不良影响较大。在犯罪预防和惩处的各个方面,民营企业均与国有企业存在不小差距。

对此,我个人认为,应当从国家立法层面来完善涉民营经济刑事规制体系,充分落实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原则。比如,扩大部分罪名的主体适用范围,我国刑法虽然规定有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罪名,但犯罪主体均要求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客观上导致因单位性质不同,民营企业中的类似犯罪行为不能得到有效打击,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问:自2017年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推行以来,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理了一批典型案例,积累了大量“浙江经验”。浙江省是如何推进公益诉讼工作,融入、服务和保障大局的?

答:公益诉讼既是新时代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格局的重要一环,更是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途径。自2017年7月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推行以来,浙江检察机关始终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找准融入大局、服务保障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切入点,切实发挥公益诉讼职能,服务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从涉案范围看,始终把中心工作和民生问题作为公益诉讼的重中之重。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围绕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美丽浙江建设,开展了守护海洋、实验室废物处置等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开展了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涉医用口罩等防疫用品、野生动物保护等专项监督。国有财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重点针对税费资金“少缴欠缴”和财政资金“多付滥付”现象加强监督。英烈保护领域,开展了国防和军事领域专项行动。共督促修复被毁耕地、林地2777亩,处置各类固废66万余吨,查处有毒有害食品药品33.65吨,收回国有财产权益8.5亿元、国有土地758亩。此外,还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骚扰电话等问题进行“等外”探索。可以说,五大法定领域全覆盖,等内等外同步推进。

从办案质效看,2017年7月至2020年3月,我们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15458件,启动诉前程序14443件,检察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整改13217件,整改率为99.9%。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529件,其中民事105件、行政1件、刑事附带民事423件。法院审结480件,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支持率为100%。引导全省各地办理重特大案件,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公益诉讼重特大案件标准的规定(试行)》,办理重特大案件710件,占比7.97%。12件案件被最高检评为典型案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被评为“浙江省民生获得感示范工程”。浙江省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被省委省政府记“集体三等功”。台州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被最高检记“集体一等功”。

从工作机制看,公益诉讼要发挥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离不开党委政府和部门的重视支持配合。浙江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省检察院情况汇报。公益诉讼工作列入全省依法行政、美丽浙江、平安浙江建设考核范围。100余个市、县党委人大政府出台意见支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国土、环保、水利、审计、食药监管等部门与检察机关建立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形成了公益诉讼社会协同的工作格局,这反过来又有效推动在公益诉讼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问:您曾指出,“把公益诉讼工作重心放在诉前程序,促进自我纠正。”我们注意到,浙江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中诉前案件占比较高,也正是说明有很多案件并没有进入诉讼环节。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意义有哪些?

答:孔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没有纠纷,不打官司,这才是最好的状态。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皆是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环节。在制度设计上,减少诉讼,甚至实现零诉讼,是诉前程序的设计目标之一。公共利益受损了,解决得越早越好,不是非得对簿公堂才行。

最高检张军检察长多次强调,监督不是你错我对、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浙江检察机关构建了以诉前为主、诉讼为辅,诉前与诉讼相结合的办案模式。我们坚持把以行政诉前程序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态,通过诉前磋商、发送诉前检察建议、圆桌会议、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实现自我纠错,以最小的司法资源获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对于行政机关履职有困难的,及时加强沟通协调,协助行政机关排除障碍,共同推动公益保护落实到位。比如我们当前推行的行政公益诉讼磋商程序,就是针对行政机关违法情节轻微,或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监管职责不清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以磋商这种“柔性”机制督促行政机关履职。2017年7月至2020年3月,浙江检察机关共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14443件,检察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整改13217件,整改率为99.9%。

当然,检察建议发出后,如果行政机关故意拖延、拒不整改的,那么检察机关就要提起诉讼,起诉到法院。如果个别的行政人员采取弄虚作假、恶意阻碍等影响公益问题解决的,那就要根据其主观恶性以及我们了解的相关情况,作为违纪违法的线索,移送处理。

问:过去的一年,是检察系统经历“重塑性变革”的一年。我们也注意到,5月15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在两会召开之际,这项决定有何重要意义?这些“浙江经验”这对全国建立完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有何帮助?

答: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省人大常委会就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作出决定,这是我省对公益诉讼省级层面立法的积极探索。决定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案件范围、办案程序、调查核实权、妨碍检察调查的处置、制度机制建设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为补强法律规定、赋予检察工作提供了制度支持,对于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制度体系,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要实现中国特色公益诉讼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制定一部专门的公益诉讼法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条件也逐渐成熟了。从全国层面来看,公益诉讼尚无统一立法,相关制度散见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英烈保护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中,对于调查核实权的行使保障、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具体操作、审判和执行程序的完善等问题,迫切需要专门立法来解决。

目前,全国已有10多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以浙江为例,早在去年7月,浙江省委就出台了《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公益诉讼是重要内容。除了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决定外,省内杭州、湖州、衢州3个设区市和30个县级人大常委会也出台了相关决定,省内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已出台的相关文件达百余个。此外,我们还率先出台《服务保障生态环境赔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并与省生态环境、食药监管等部门联合会签下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协作的意见》《关于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协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这些实践,对全国层面的公益诉讼立法提供了有益借鉴。

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能否透露一些您今年的议案方向和重点?

答:这次人代会,我带了一个议案、一份建议,都来源于平时工作的调研思考,希望能引起代表委员们的共鸣,进入全国人大决策的视野。

一是关于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议案。随着公益诉讼实践蓬勃发展,法律滞后问题也逐渐显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性质、法律地位等基本问题法律尚未明确,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手段不足,向法院起诉前的程序(诉前程序)存在法律空白,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公益诉讼制度科学发展。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开展公益诉讼专门立法调研,适时将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为检察公益诉讼在操作层面厘清一些认识,也使之更加有法可依。

内容上包括总则、分则和附则三大部分,建议立法首先要把党的十八届四中、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公益诉讼制度的定位、性质、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职责和法律地位、检察机关与社会组织等适格主体的起诉顺位、公益诉讼特有规则等基本问题予以明确,解决实践中的疑虑和争议,把好制度发展方向。同时,填补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法律空白,完善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

二是关于建立完善预防和惩处民营企业内部贪腐问题制度体系的建议。前面的采访已经提到这一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密切关注民营企业内部贪腐问题的治理,建立完善相关制度体系,走精细化、系统性的治理道路。

重点有四方面:一是制定《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法》,从国家法律层面确立公平竞争原则,明确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职责,明确平等准入措施,提供民营企业在投资、人才、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制度支撑。二是完善涉民营经济刑事规制体系,统筹宪法以及各大部门法中涉民营经济内容,统一执法司法标准,探索建立符合民营经济特点的案件办理模式。三是推进民营企业现代化治理,推动民营企业积极构建商业行为准则,完善民营企业内控制度。四是打造民营经济廉洁文化环境,发挥好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培塑企业内部廉洁文化,持续深入开展涉民企的普法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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